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近日，教育部发布了《教育部亚洲通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要求，对教育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坚定信念、明确使命、开创教育研究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已经成为“显学”。高等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经历了40余年的学科化历程，从小到大、从较弱到较强，对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每年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以万计，出版学术著作数以百计；数十家大学开办了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教育，开办硕士研究生教育的亚洲通；高等教育学术期刊数十种，入选CSSCI的就有近20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近千所，尽管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数缺乏精确统计，但粗略估计专业研究人员超过5000人。所以，有人宣称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已经成为“显学”，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不仅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对高等教育实践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更确切地说，高等教育研究对实践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解释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理论科普、高等教育政策论证和阐释以及相关的工作研究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的快速发展相比，理论研究表现出一定的被动性，有被实践推着进步的现象。如高等教育实践中一些大的行动往往不是理论工作者首先倡导的，而是实际工作中先有动议，或者先做出来的。如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就是由几位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于1979年提出来的；被称为“第二次院系大调整”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则是在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进行的配套性改革；高等教育“大扩招”更是高教界以外的人士倡议的。尽管在这些改革与发展付诸实施后，高等教育研究很快跟进，为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持，但客观上讲，高等教育研究的预见性不足，对改革与发展缺乏前瞻性的理论构想，更缺少能够为高等教育实践所遵循的具有广泛适应性的学说或理论流派。

高等教育研究对实践所发挥的作用与其学科化水平密切相关。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称应用性，实践不仅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研究对象和取之不尽的素材，而且为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提供了发挥实际作用的广阔天地。在高等教育研究发展的初期，无论是研究人员的专业化水平、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科学化程度，还是高校干部教师和相关政府部门人员对理论的需求，都还处于较低水平，这种状况客观上制约了高等教育研究对实践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需要理论指引。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就在学人口规模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达到了普及化的及格线。据统计，1949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只有11.65万人，毛入学率为0.26%；1978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为228万人，毛入学率为2.7%；2018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人数达到3 833万，毛入学率上升到48.1%。纵向比较可见，数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不断超越，满足了数以千万计的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实现了千万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愿望，同时也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提供了数以亿计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另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统计，全球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达到了2.236亿人，欧洲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为2 889.83万人，北美洲高等教育在学人口总规模为2 064.08万人。如此看来，在世界高等教育总规模中，我国不仅超过了所有国家，是全球高等教育第一大国，而且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超出北美洲国家之和近一倍，超出所有欧洲国家之和近1 000万人。这表明就规模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是无可匹敌的。另据我国教育部统计，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66.21万人，来华留学人数达到49.22万人；改革开放以来，已累计派出留学人员585.71万人，其中，完成留学回国人员达到365.14万人。国际大学排名也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地位的变化，2004年，我国仅有5所大学进入QS世界大学排行榜200强，进入排名前100的只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所亚洲通；2018年发布的QS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我国已有22所大学进入前500强，一批大学进入前200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6所高校跻身100强。这些数据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脱离了世界边缘的位置，开始向中心转移。就国际影响力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的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研究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很显然，总书记“更加迫切”“更加强烈”所指的不是量的需要，应当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是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类型和水平，这是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更高要求。用更先进的理念思想和更富有效率的体制机制，消除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各种障碍，发展更富有内涵和特色，水平更高、质量更优的高等教育，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规模上达到普及化水平不是终点，而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起点。这既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还是履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的需要。从美国的经济和人口规模看，要达到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国的经济总量还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增长两倍以上；从美国劳动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比例看，我国还要培养4亿以上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也就是在现有的接受了高等教育人口的基础上增加两倍以上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从美国接收国际留学生的规模看，我国还应扩大招收国际留学生一倍以上。不论是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是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人口占比的改善，抑或是接收国际留学生的规模扩大，都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前景广阔，任务艰巨繁重。建设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构筑高等教育强国的坚实基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缺乏理论指引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必须转变研究范式。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现状。重于解释，而且主要是用欧美的高等教育理论和思想解释我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和现实诉求，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种重要倾向。高等教育研究要发挥指引作用，必须转变研究范式，立足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提出中国理论，指明中国道路，创建中国学派，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体系。

提高原创研究能力，厚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理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走过了一条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发展道路，与欧美国家相比，有共性，个性更加鲜明。在借鉴和吸收欧美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高等教育更需要有自己的发展理论指引前行的方向。研究机构要大力加强专业化研究队伍建设，培育优势研究力量，提高原创研究能力，建立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和流派。

聚焦重大实践需求，提供高等教育发展的中国方案。中国学者有责任和义务提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高等教育研究要走出书斋，理论联系实际，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中央关心、社会关注、人民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发挥专业引领作用，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加强研究机构建设，培育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队”。借《意见》发布东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应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完善研究条件，搭建高水平研究平台，不断提高研究实力和水平。政府应遴选一批研究机构，采取专项支持建设方式，打造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国家队”。

文章来源：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网2019年12月3日，详情请点击http://www.hie.edu.cn/perspective_12580/20191203/t20191203_99432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