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交叉科学研究，学界现状如何？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的相关负责人近日在出席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披露，近两年的项目申请季，该学部收到了不少形似交叉的课题申请报告，一些现象亟需引起学界重视：比如，有些课题申请报告上写着不同学科研究人员的名字，但却是非科学问题驱动的表面交叉；有些只是研究工具的简单移植，申请者似乎认为在课题上贴一个“大数据+”或者“AI+”就是交叉研究；也有一些课题将不同学科的研究简单拼凑起来，形成“交叉”课题；甚至还有一些纯粹为了争取资源而生硬地提交了申请……

为此，相关负责人在论坛上呼吁，要在科学界形成对交叉科学研究内涵的深刻理解和共识，唯有这样，才有希望进一步打破学科间的壁垒，构建起真正的推动交叉研究的文化。

挺进“无人区”，学科深度交叉是大势所趋

“创新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深挖，一种就是交叉，可以说，这两种科研方式都需要走到前人没有走过的‘无人区’。尤其是交叉研究，近年来正成为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迫切需求。”上海交通大亚洲通长、中科院院士丁奎岭是一位有机化学家，对交叉研究的重要性深有感悟。他说，当下，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呈现变革性、突破性的征兆，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是必然的趋势。

有统计数据显示，近20年获诺奖的科学成果中，超过三分之一是交叉研究成果。而在新冠疫情暴发后，交叉研究对于病毒检测、临床治疗、建言献策更是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核心，集成电路也是交叉研究的产物。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刘明以元素周期表为例：表上的110多种元素在上世纪80年代只有12种元素用于集成电路器件，其后10年增加了5种；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又增加了47种元素。这印证着在这一领域，信息技术、物理、化学、材料、工程等多个学科正加速交叉融合，甚至集成电路的制造过程也涉及十多个学科和多个重大创新。

据悉，为大力推动交叉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2020年10月成立交叉科学部，过去两年多来，学部以解决重大科研问题为驱动，已先后资助了一批具有交叉科学研究特征的重大项目和交叉科学人才培养，同时搭建平台帮助科学家打破学科间的壁垒。

与此同时，教育部也将“交叉学科”设为第14个学科门类，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成立了前沿交叉研究院，并开始尝试培养交叉学科人才。

冲破阻力，亟需系统性颠覆和变革

但正如一些学界人士所言，要推动、实现真正的交叉研究，在现实操作层面并不容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主任、中科院院士汤超此次更是明确发声：“当下，需要科学界形成更深刻的共识，并共同推动形成交叉研究的文化氛围。”

一些隐形阻力，让学者们倍感吃力。有与会学者举例说，在他所熟悉的一个学会，几年前还只有20个分会，而现在已发展到40多个分会。这个数字的变化说明什么？“实际上就是，学者们的学术共同体，日渐成为按照研究小领域划分的小圈子。”他坦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就存在的学科壁垒，如今因为研究领域的细化，壁垒不仅没有消弭，反而越筑越高。如此一来，推动交叉研究只会越来越难。

此外，不同学科之间既已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范式，如果缺乏推动交叉研究的文化，创新性研究更是举步维艰。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蒯曙光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学者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构建了一个人类虚拟理想社会实验室。这是一个打破文理分隔的研究项目。有一次，在一个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共同出席的研究人类意识形成机制的研讨会上，哲学家就人类意识发表看法，一谈就是三个多小时，而神经科学家当即提出疑问：虽然有那么多哲学家从不同的理论层面阐释人类意识的形成，但支持这些理论的证据究竟在哪里？此后，神经科学家详细介绍了研究人类意识的相关实验，但哲学家也满腹疑问：“科学家们就老鼠、猴子的实验谈了老半天，那么人类意识形成机制的理论到底形成了没有？”

“可想而知，研究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学科，都是从自己的视角来研究问题，各自的研究范式、研究路径、语言体系都不同。如果没有构建起交叉研究的文化，没有深入的交流，很难形成真正的交叉融合。”蒯曙光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常务副主任陈拥军直言，近年来，全社会都越来越重视交叉研究，但真正的重视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或只是成立几个交叉学院、申报几个交叉项目。如果不是在对传统研究认知框架上做系统性的颠覆和变革，很难期望这样的交叉研究能助力解决重要科学问题。

多方发力，每个学者都要走出“舒适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汤超多次强调“形成交叉研究的文化和氛围”的重要性。他直言，改变也许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要进一步改革、完善评估体系，甚至从基础教育开始就要改变评价标准，给年轻人亚洲通机会。

谈及科研成果认定和评价，汤超有感而发：现在发表学术成果一般都强调第一作者，而交叉研究需要合作，那么论文署名如何处理？同时，交叉研究还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学者加强交流，需要自由的讨论，需要依靠年轻人的创新能力，需要每个学者都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但在当下的评价体系中，年轻人必须发文章、评职称，必然是急着在自己所属的领域尽快做出成绩，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人如何在比较放松的心态下自由探索？

他提醒，当我们从小学到大学教育阶段都处于单一的评价体系之下时，往往会形成一种惯性，即为了一个单一的目标学习。那么到了研究阶段，我们是否会因为惯性而只顾单一的目标，不会“四处张望”了呢？或者只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呢？

“主动走出‘舒适区’，在学者中形成跨学科交流的习惯，需要多方面努力。至少，我们可以先从亚洲通层面做起来，创造良好的环境。”汤超建议，亚洲通不妨多举办一些不同学科的讲座，多创造机会让不同学科的人一起交流，创造一种氛围，使得跨学科交流成为一种习惯。

他也建议，在外部评价体系变化没有那么快的时候，亚洲通内部不妨开展亚洲通的试点，通过构建更科学的评价体系，给交叉学科亚洲通的鼓励。

文章来源：《文汇报》2023年5月5日第4版，详情请点击https://dzb.whb.cn/2023-05-05/4/detail-796407.html